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象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象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的滔滔不绝的谈话。（第二天娜塔丽告诉他，她把他说成是自己的保护人，是埃伦叔叔派来的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们毫不怀疑就相信了，既然美国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同样地不同寻常、使人吃惊和不可思议。

那天晚上，关于睡觉的安排也和所有事情一样新奇。拜伦被安置在拉比的家里。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全村有一半人都参加了，有那么一会儿村里的神父也参加了，他长着棕色胡子，要不是秃顶、穿了黑袍子，模样儿可真象班瑞尔，他的突然出现，使每个人都冷静下来。人们谈论的语言改成波兰语，后又改成德语，最后这个语言拜伦是很懂得的。神父想对不信犹太教的美国人殷勤款待一番，班瑞尔靠拜伦用德语及时帮忙，想法把他的邀请岔了开去。神父离开后，人们就围着班瑞尔和拜伦胜利地欢呼。这位美国人由一群犹太学校的男孩子护送，在歌声和掌声中朝拉比的砖房走去。领头的就是新郎自己，一个十八岁左右、脸色苍白、留着稀疏山羊胡子的小伙子。

拉比和他的妻子想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那是一张黑色的四柱大床，上面摆着大枕头，但是很显然，这是屋里唯一的一张大床，拜伦不肯睡。这又引起了一阵意第绪语的讨论。这座房子的第二间卧室里有两张床、一块铺上褥子的板铺搁在两张椅子上，房间里面已经有五个嘁嘁喳喳的女孩子，在商量的时候，她们就开始羞红了脸，笑起来。好象他们打算让拜伦睡到其中的一张床上去。显然，再想不出别的体面的办法了，他最后还是睡到了正屋的地板上，这个房间既是客厅又作饭厅，周围摆满了大本儿皮封面的书。拉比给了一床羽毛垫子让他睡，因为六个从克拉科夫犹太学校回来的男孩子也和他一起躺在同样的垫子上。他也就不觉得委屈了。说真的，他在梅德捷斯拉比家的地板上睡得比在华沙的欧罗巴大旅社里还香。他发现羽毛垫子倒是能催眠的。

第二天，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和娜塔丽绕着村镇闲逛，从田野沿着河边走，经过一座古老的墓地，一直到那座大房子的废墟。婚礼的准备工作在继续进行，所以这家人今天就让两位客人自己玩玩。梅德捷斯狭窄、泥泞的街道——夜间下了场大雨，拉比家屋顶上哗啦哗啦的雨声，使拜伦睡得更香——充满秋天干草和成熟水果的芳香，在那些自由自在地游荡的鸡、鸭、牛、羊的气味衬托下，这阵芳香似乎分外强烈。一些家禽遭到了恶运，片刻前还高高兴兴地在早晨的阳光下大摇大摆地散步，过了一会儿，就已被嬉笑着的孩子们抓住，嘎嘎叫着，扑打着翅膀，进了屠宰场。在房子和谷仓后面的田野上——这些谷仓大部分是单间的圆木建筑物，有厚厚的黄色稻草屋顶——成群的牛马在草地上吃草，草长得很高，夹杂着野花，在微风中荡漾。水虫有缓缓流动的棕色水面上滑动。鱼儿跃出河面，溅起水花，但是没有人钓鱼。

娜塔丽告诉他说，她和家里人谈话谈了半夜。对她来说，她听到的大部分都是新鲜事儿。她父亲总爱追述华沙的往事，要比对他的出生地谈得多。由于她只想成为一个地道的美国人，所以在孩提时代就已对所听到的一点点儿东西感到腻烦了。在这个村镇里，埃伦叔叔和她父亲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在美国都有了成就。关于埃伦-杰斯特罗、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一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个天文学家，一个癌病专家；在波兰语和意第绪语中“教授”这个词儿的意思是含糊不清的。除班瑞尔外，没人知道埃伦曾写过一本关于耶稣的名著。娜塔丽猜想，埃伦的堂弟好不容易才没把这个成就声张出去。班瑞尔（这是他的原名乔彻南的昵称）在当地是个出人头地的人物。当他还在克拉科夫读书的时候，就开始作贩卖蘑菇的生意，后来兼作其他出口买卖，生意兴隆，终于把家搬到了华沙。但他又把儿子送回到克拉科夫的犹太学校读书，并在梅德捷斯他的表姐妹那里给他找了个新娘。这许许多多的杰斯特罗们和村里的其他居民一样，是靠种地和到奥斯威辛及克拉科夫市场上出售奶制品生活的。

娜塔丽曲在这幢破房子里爬来爬去，探索着前进，一会儿没了影儿，后来踏穿了一块腐朽的地板，从十到十二英尺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拜伦听见了木板破裂的声音、她的尖叫和砰的一声响。他连忙去找她。她象个摔坏的洋娃娃似的趴在那儿，裙子翻起，露出系吊袜带的白腿。她正摔在一片烂泥和厚草上。不管这里的地板曾经是什么样的——也许是镶板的，或者大理石的——现在已经什么也没有了。拜伦替她拉下裙子，扶她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