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行动简单地讲还是搜查，但范围将大大地缩小，强度则将增大。经过了一周大规模的搜寻，苏珊的那辆酒红色马自达轿车还是不见踪影。按说要藏个把人可能不难，但要藏起一辆车来却绝非易事。案发后苏珊徒步走到了麦克劳家，如果她是单独作案，那辆车也应该在可以步行到麦克劳家的范围以内。办案人员再次把目光投向那深邃不见底的约翰·d·隆湖。然而，指导州警署潜水员搜查湖底的专家们在此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认为，如果想要把车藏在湖里，作案人应该让车在入水之前高速行驶，这样才可能使车尽量远离湖岸，而且扎得更深。他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模拟实验，并让潜水员们按照实验结果在圈定的湖岸附近水域进行搜查。警方同时也加强了地面上的行动，区域为距约翰·d·隆湖和麦克劳家半径两英里的范围。

至于内部工作，还是找苏珊谈话，但是侧重点将放在如何诱导她坦白招供。办案人员们通宵达旦地研究对策，大卫·a·卡卓尔甚至逐条逐款地设计并写下了提问的台词。他们还反复讨论和排练说话时的神态和语气等等，连谈话者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都考虑到了。他们的目的，既要一层一层地攻破苏珊的心理防线，使她最终讲出事实的真相，又不能操之过急，因为苏珊的情形十分不稳定，施加过多过重的压力很可能会导致她从此缄口不语，以沉默封闭自己，甚至自杀。

大家一致认为，大卫·a·卡卓尔所扮演的“坏警察”的使命已经圆满结束，接下来应该由“好警察”豪德·韦尔士和毕特·罗根上场。毕特·罗根在司法界干了5年，其中有7年供职于联邦调查局。他与苏珊谈话，或“聊天”时，轻言细语，和风细雨，如同一位慈祥的长者。豪德·韦尔士则以兄长和朋友的身份，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两位“好警察”逐渐“骗取”了苏珊的信任。

他们还将谈话的地点移出警署，这样既能使苏珊“放松”，又可避开媒体的耳目。

11月日，星期四，迈可和亚历克思失踪后的第九天。史密斯夫妇从一大早就忙碌开了，他们要接受全美三大电视台早间新闻的连轴采访。苏珊和戴维坐在卢索家客厅的沙发上，肩并着肩，手握着手，这正是广大电视观众所希望看到的在患难之中相互支撑的夫妻形象。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今晨》节目中，记者问苏珊是否与她孩子们的失踪有什么关系，苏珊答曰：“我和我两个儿子被劫持的事件没有任何关系。”“不管是谁干下的这桩恶事，那人一定是有病而且神经不正常。”虽然史密斯夫妇正在办理离婚，当记者问戴维是否相信苏珊的故事时，戴维说：“是的，我毫无保留地相信我的妻子。”

午饭后，1点0分，苏珊告诉戴维她出去寄几封信。戴维记得她临走时穿着带帽子的绒衫和牛仔裤。

实际上，是办案人员再次找苏珊谈话。苏珊随身带去了一份警方文书根据她头天的谈话内容整理的证词，和往常一样，苏珊可以带回家来阅读修改，第二天再交还给警方。这一次，苏珊只改了一个词，将她等红灯遭劫持的地点由“莫那科磨坊”改为另一个通往黑人社区的十字路口“卡里梭”。

毕特·罗根当着苏珊面念了一遍她带来的证词，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补充修改的地方，苏珊说没有。

1点40分，豪德·韦尔士警官与苏珊一起来到和联盟地区法院大楼坐落于同一条街的第一基督教浸礼会教堂，在教堂家庭中心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对面地坐下。

韦尔士警官开始慢条斯理地说，他看了苏珊修改后的证词，苏珊把“莫那科磨坊”改为“卡里梭”是因为警方告诉她，莫那科路口的其他方向如果没有车，她不可能在那里等红灯。但是卡里梭也不能使苏珊自圆其说，因为10月5日前后，联盟地区警署为侦破一起毒品案而在那个路口安插了一个全天候的监视岗哨。豪德·韦尔士刚才再次查阅了当时的值班记录，并与值班警员核对过，那天晚上卡里梭路口没有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韦尔士警官又说，他知道苏珊讲的黑人劫车者是子虚乌有的事，但由此而引起的黑人社区与联盟镇官方及其他居民的紧张关系却日甚一日。警方正在考虑将苏珊证词中的不实之处向媒体公布。

苏珊沉默半晌，然后对韦尔士警官说：“你愿意和我一起祈祷吗？”

“愿意。”

“你愿意念祷告词吗？”苏珊握住韦尔士警官的双手。

豪德·韦尔士在祈祷中告诉上帝，这九天来，无论是当事人及其家人，警方，还是其他与本案有任何关系的人，大家都像是生活在一场噩梦之中。人们急切地想知道迈可和亚历克思在什么地方，他们是否平安无事。韦尔士警官的最后一句祷告词是：“上帝呵，我们知道，时候一到，所有的真相都将。阿门。”

他抬眼看着苏珊，很诚恳地说：“苏珊，是时候了。”

苏珊垂下头，她开始哭泣：“我说不出口，我没脸再见人了。”苏珊要韦尔士警官把他的枪给她，她想结果了自己。韦尔士警官问为什么，苏珊哽咽着说：“你不知道，我的孩子们已